2010年初，香港安永又因牵涉泰兴光学虚报关联方利润一事，损害债权人利益，被清算组要求赔偿2.5亿至3亿港元。
而在雷曼破产案中，安永也被美国证监会指对雷曼将500亿美元资产以“回购105”手段不正常划至表外，以隐藏负债和降低杠杆的事件没有尽职。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会计与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卢锐副教授不久前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四大最大的优势还
是品牌和声誉，因为审计强调的是第三方鉴证，公正独立的立场和会所的声誉很重要。
至于审计质量，卢锐表示“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四大并不见得审计质量比本土所高，很多时候环境会影响审计质量，比如说四大在美国会严格执行审计程序，但在中国则会做一些程序简化。”
本土所信永中和的一位高级审计师也对记者表示，在审计程序和方法上，四大与本土所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有时候企业选择四大审计也是冲着声誉去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成了企业舞弊的挡箭牌。
在2001年底，格林柯尔被揭发涉嫌银广夏式欺诈时，顾雏军的唯一抗辩理由就是“公司业绩经安达信审计”。虽然彼时安达信已是摇摇欲坠、即将倒闭。
不过，青叶浩勤会计师事务所总监何志威也表示，内地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也有许多审计丑闻，只不过四大发生的丑闻被放大得更多。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教授吴毓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所与小所的区别主要在于两方面，一为其审计师有没有能力发现问题，二为会计所有没有独立性。”
“从这两方面综合来看，四大所虽然也出现过种种事故，但总体仍比其他所更具专业性和独立性。”吴毓武认为，首先四大所很大，客户很多，有能力跟质量不好的客户“say no”，这能使其保持更好的独立性；另外，由于四大本身规模很大，无形资产很多，所以会更注重由于客户出问题而引致的自身风险，安达信的破产就是最好的警示案例了。
不过，以上种种丑闻也并非全是会计师事务所之过。
“公众审计的根本原则是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审计准则判断被审计对象的会计报表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吴毓武表示，“这里面涉及两个准则，而这两个准则在全世界都一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像审计署审计一样什么都能查。”吴认为，如果公司刻意作假，很多时候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能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