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急功近利的投机本性决定了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他们将致力于搜寻有关企业未来利润的信息。他们的信息来源当然不限于企业发布的财务报告。而这个问题正好就是决策有用观的核心论点，即财务报告面临着其他信息源的竞争。因此，为了保持财务报告的竞争优势，财务报告必须提供有助于投资者做出资源配置决策的信息。很显然，财务报告的资源配置决策有用目标是由虚拟资本的投机本性催生的。
虚拟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存在着互为基础的关系。虚拟资本的存在是产业资本得以扩张的基础，它满足了产业资本关于融资便利和转移风险的需求，而产业资本的规范运营、不断增值又是虚拟资本的价值之所依。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一旦虚拟资本被产业资本所吸引，虚拟资本持有者就应当承担起监督产业资本运营的责任。然而，虚拟资本的投机本性决定了投资者并不会花精力于监督职业经理人的行动，因为他们随时准备用脚投票。这就导致一个矛盾，一方面，虚拟资本是产业资本运营成果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另一方面，虚拟资本不愿承担监督产业资本运营的责任。这意味着必须存在一系列保证产业资本的良好运营的制度安排，以便保证虚拟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稳定关系。在这些制度安排中，与财务报告目标有关的是公司的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一般要求每家公司的股权持有者选举成立一个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行使监督经理人的职责。这样，与一般企业相比，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简单来说，上市公司存在着两种委托代理关系。其一是投资者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二是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样，董事会就具有双重身份：全体股东的代理人和经理人的委托人。作为委托人，董事会仍是通过采用恰当的业绩指标来控制经理人的代理问题。现在，股票业绩和会计业绩都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业绩指标，根据Holmstrom的观点，都应当在管理契约里采用。
就上市公司而言，管理契约中采用的会计业绩指标既可以来源于企业的内部会计系统，也可以来源于对外财务报告。但是，有两个理由支持在管理合同中采用来源于对外财务报告的业绩指标。首先，董事会同时也是全体股东的代理人，也存在监督的问题。有研究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实际上都是被管理层控制的。例如，Gaver和Gaver发现。增加净利润的损益表数据与首席执行官的现金薪酬正相关，而减少净利润的损益表数据则与首席执行官的现金薪酬不相关。tSlDechow等也发现高管的薪酬中排除了重组费用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公开的数据作为管理薪酬的变量有助于减轻董事会的代理问题。其次，如前所述，如果业绩指标不能排除经理人无法控制的随机因素的影响的话，那么风险规避型的经理将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降低激励合同的效率。相对绩效评价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相对绩效评价指通过同业比较来剔除业绩指标中所包含的在同业中具有共同性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在业绩指标中排除系统性风险，只留下特定风险(即非系统性风险)。相对绩效评价可以改善管理契约中的风险分担问题。但是，相对绩效评价只有通过公开的信息才可以做到。上述两个理由说明，尽管受托责任信息不一定是虚拟资本持有者在进行资源配置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在财务报告里报告受托责任信息却是保证虚拟资本与产权资本之间的稳定关系的制度安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