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例引发的思考：上述新型避税手段，适时提醒税务部门，必须密切跟踪跨国公司税收筹划的新途径。在特定的情形下，转让定价的分析要摆脱对合同条款的倚重，逐步引入假设性的理性第三方行为分析。对于合同中锁定结算汇率问题，如何进行量化调整需要从反避税技术上做出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以应对跨国公司的高端税收筹划。
挣脱束缚，攻克“职能战略”
一户外商独资企业职能增加后获利水平不升反降，未获得与职能匹配的利润。通过进一步数据分析，企业整体利润率为7%左右，表面上似乎不存在通过转让定价转移利润行为，而实质上企业利用境内非关联交易的高额利润掩盖了境外关联交易微利微亏的实情，事务所在选择可比企业时也没有考虑职能变迁，依然选择合约加工商标准，严重低估了企业增加职能后的获利能力。
通过多轮谈判，最终将企业整体利润率由7%调整至15%，合计调增应纳税所得额2.3亿元，弥亏后补缴所得税2500多万元，加收利息180万。
本案例引发的思考：数字经济使得跨国公司的职能部署、竞争战略都跨越了地域、时间的限制，分布在不同国家的法人实体在集团统一制定的战略和政策框架下开展经营活动，税收筹划机会渐渐增加，怎样对风险的实际承担方在经济实质上进行认定成为一个技术难题。该企业最初称所有的研发活动都是基于母公司技术，合同安排中也是如此进行风险分配的。税务部门经过深入企业研发部门调查，并根据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实际情况，从经济实质角度出发，才对风险承担者实现了最终认定。
打破常规，巧断资本弱化
资本弱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企业用融资替代资本侵蚀税基行为，从管理实践来看，税务机关关注的焦点更多的集中到非金融企业关联债资比例超过2：1的企业，而低于该比例的关联融资可能导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现象，往往是税收监控的真空地带。
常州某大型外资零售超市两个门店于2011年底，同时向境外公司借入同等额度1300万元债务。通过分析其债务资金来源，发现是其香港控股公司从上层股东英属维尔京公司转借而来，该超市本身客流量较大，经营状况很好，其借款动机值得质疑，而母公司向中国境内所有子公司合计借出20亿元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值得深入探究。按照该公司年利率6%粗略估算，其全国子公司每年需向境外支付1.2亿利息，按25%税率计算扣除7%预提税，每年将减少我国所得税216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