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税政司司长王建凡全面介绍了中国税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并提出改革中所面临的五大挑战。
10月22日，由中国财政杂志社主办的“新形势下的财会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会计司司长高一斌以及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汤谷良作主题发言。
值得关注的是，王建凡司长在“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相关问题”的主题发言中，全面介绍了中国税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并提出改革中所面临的五大挑战，涉及经济下行压力、改革力度掌控、税收法定要求、电子商务发展、国际税收合作等内容。
税改面临五大挑战
王建凡表示，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做出了规划，2014年6月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税制改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过去一年中，财政部门不断推进税制改革工作，有进步、有亮点，也有艰辛，但更多的是感触。
据介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税制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大改革阶段，其中，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中国现代税收制度的新起点，也是一个分水岭。“1994年税改之后，我们不断推出一系列的后续改革。但要讲重要的节点，我认为，1994年是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因为，任何一次重大改革，都离不开各项政策的协同推进。”王建凡称。
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立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分税的税收制度改革。此后，财政体制虽有进一步的规范，但只是做出一些小的调整，未有重大变化；税收制度也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进，比如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等，但一直没有脱离1994年改革所确立的轨道，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体系。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首先会有一个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划分，然后在此基础上，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收管理权限，包括税收立法与征管。当前在税收管理权限方面，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即中央政府统筹税收立法工作，虽然在一些税种上已植入了对地方的一些授权，但仍未打破中央主导立法的总格局。
王建凡认为，不同之处在于，1994年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同时进行的，现在则是一先一后，而且当前的改革比1994年难度增大。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已形成了共识，那就是财政几乎难以为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到了必须调整的地步，改革阻力较小。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形势较好，中国GDP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从1994年开始，税收也呈现两位数增长，甚至比GDP增速更高，最高曾达到后者的两倍。而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增速已下滑至6.9%，税收增速更降低至6.3%。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且将成为常态。
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除，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还可能继续下挫，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现在也不敢说见底。王建凡认为，这给当前的税收制度改革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面临五大挑战，涉及经济下行、改革力度、税收法定、电子商务、国际税收合作等。
税收法定任务繁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税收法定。这是指导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工作的纲领。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于依法治国做出了全面的部署，而税收法定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工具。
“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部的税收由全国人大制定单行法，而现在中国有十几部税收法规，仍是国务院出台的暂行条例。也就是说，今后，每年都有两到三部税收法律要在全国人大进入一审、二审乃至三审程序。要保持这样的进度，税制改革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王建凡称。
他进一步指出，落实税收法定不仅是人大立法程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都要具有依法治税的意识，对税收法律、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要加强监督。就是说，不仅在立法程序上，要符合程序和规则，在立法精神上要广泛地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在法律解读上，也要全面准确。
不过，税收法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比如，在推动个人所得税改革，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体系后，不仅能够减少居民的偷漏税行为，还可以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在进行纳税申报时，数据同步接入社会诚信查询系统，纳税人就没有必要为一点点税收利益，而冒失去诚信的险。同时，个人的收入和纳税信息也可以为社会机构提供参考。”王建凡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