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面深化改革，其顶层设计将从哪里开始？如何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改革的技术路线和措施怎么安排？本文提出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的重要命题和判断。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一轮改革有两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即改革不是从政治领域或其他领域启动，而是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五位一体”改革的牵引作用；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要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导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与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中国体制背景下的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即政府内部的经济关系。
可以这样说，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尤其是财税关系是当今中国经济体制的所有症结所在。如果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不对地方政府这个“准公司”的经济行为尤其是财税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就很难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和运行机理，也很难厘清改革的内在逻辑，很难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和出路。
因此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尤其是以财税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关系作为推进治理体系改革的枢纽环节和优先选择，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必须审慎地给予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二、财税体制调整是完善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支柱
《决定》在论及财税体制改革时，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命题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支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对财税地位和作用的最充分、最重要肯定。说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部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被提升至关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
第一，财政作为政府履行基本职能的经济基础，处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只要我们抓住了财政这个“牛鼻子”，就等于抓住了实现政府治理职能、发挥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以及调节经济社会运转的几乎全部的关键问题和核心内容。
第二，财税体制改革将会对“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产生牵引效应。如环境问题，看起来是在工业领域中出现，但实质上却由财政治理不当引起。对财税的不当追求诱使地方政府对某些污染性重化工业趋之若鹜。再如过去我们在民生、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方面欠账太多，乃至引起现在比较严重的社会公平正义和贫富差距等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过去我国发展型财政把钱都用于搞经济建设了。所以解决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滞后等问题，必须首先扭转财政的基本性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体制和公共文化的发展问题。
